刊载于2013年第4期(总第292期) 《科技潮》杂志

　　在湖南省株洲市有一个叫霞湾港的地方，住在周边的居民，曾习惯将家门口这条污水横流的沟渠称作“毒水沟”。因其重金属的含量严重超标，霞湾港早已不复当年的秀美，刺鼻的气味和极强的腐蚀性令人不敢靠近。2011年底实施的霞湾港重金属污染治理工程，却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让当地人十几年都避之不及的“臭水渠”又见清流。而实现这一魔术般变幻的正是致力于环境污染防治的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能时代”)。

　　如此经典的工程案例，对于已有20多年专业背景，且从上世纪80年代末就率先抢得国内“污染控制”先手，完成500多项国内外大型环保工程的高能时代来说，并不鲜见，但这家企业至今仍抱有一种如履薄冰的发展心态。

　　“这不是我们对自己的技术没有信心，而是在任何情景下，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允许我们出一点点纰漏。工程无小事，一次考虑不周，将前功尽弃。每一项工程不仅对业主关系重大，更关系到周边环境、甚至生态系统的安全，所以我们必须慎重处理。”市场总监刘力奇一语道出了高能时代“科技保障安全”的经营理念。

　　也正是秉承“科技创新、产业报国、服务利民”的企业宗旨，专注专行，在打造中国领先、世界水平的国际化一流环境技术企业的征程上，高能时代努力实现着“为人类为社会创造持久安全的环境”。

　　不为喧嚣扰心神

　　环保行业近年发展迅猛，有政府的重视，有民意的诉求，更有现实的需要。尤其是十八大报告中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了国家战略的重要地位，而“十二五”期间，我国节能环保产业投资需求将达3.4万亿元，环保产业机遇空前。

　　面对如此诱人的蛋糕，不论是相关企业，还是资本上稍有挂钩的股票，一时间沸沸扬扬，高歌猛进，就连行业外的人都想冲进来分一杯羹。

　　然而，面对如此躁动，作为资深的环保企业，高能时代却很淡定。正如其董事长李卫国所言：“对于高能时代来讲，无论是环保行业坐冷板凳，还是热得发烫，我们都不会偏离既定的目标，将一如既往地心无旁骛，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自然节奏去做好当下的每一件事和每一个工程。”

　　一个企业想要修炼到如此心境，并非一日之功，高能时代从第一次与“环保”关联的工程中就开始坚定了靠质量、服务、价值及技术就生存的发展之路。

　　1988年，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承接了正负电子对撞机的防渗工程。由于对撞机被安置在地下，且试验环境内要保证空气的绝对干燥，当时国内外保护隔绝材料只有沥青和油毡，他们的渗透系数远达不到试验设计要求。怎么办?

　　后来，经多方寻找，高能所的科研人员终于在美国找到合适的材料——HDPE土工膜材料，并将这种材料和安装设备、施工所需的垫衬技术即“防渗屏障系统的建立”一并引入国内。

　　当时的技术人员也并没有意识到这次引进对中国污染防渗及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

　　1992年，南昌有色金属研究院接下了一担大活儿，为安徽铜陵硫铁矿溶液池做防护工程方案设计。按照传统方法，刚性的玻璃钢材料是首选。但实际工程中，如果建造一个水库大小玻璃钢硫酸池，投入巨大，那时矿上根本无法承受。正在南昌院为难时候，他们得知了高能所为正负电子对撞机所做防护工程和新型材料，随即与他们联系，双方达成共识，用HDPE土工膜材料做防渗保护层。这时，高能所成立了北京高能垫衬工程处，也就是高能时代的前身。

　　“因为我们引进的技术很成熟，也有过高规格工程的实践经验，所以铜陵的那个项目完成得很顺利，实际开支只有原有设计方案的几分之一。至今，没有出过任何问题，但是为了严控质量，我们每年都会去那里取一些样本，检验可靠性。跟现在的工程规模比起来，这个项目已经不算什么了，但是它为我们赢了客户的信任和企业品牌的初步认同。”刘力奇回忆高能时代在环保领域打响的第一枪，依然很骄傲。

　　2001年，为了顺应院所体制改革的大潮，北京高能垫衬工程处也通过股份制改造演变成了如今的高能时代。

　　改制后，高能时代加大了对技术研发的投入力度，即便经历过环保行业加强技术和市场的结合程度，经过多年的技术研究积累和工程应用，不仅培养出一支专业化的技术团队，还形成了其独创的固体废物填埋屏障系统、封场生态屏障系统、废液厌氧屏障系统、水体生态屏障系统和垂直生态屏障系统等组成生态屏障系统，在行业内独树一帜。

　　随着名声鹊起，陆陆续续又有人找来了，一个接一个国内外大型工程接踵而至。

　　1999年，北京六里屯垃圾填埋场一期工程竣工投入使用。但是在施工前期，因为填埋场1500米以外就是北京市重要的供水源——京密引水渠，不管是政府还是施工方都极为谨慎，这里的防渗漏做不好，后果可想而知。

　　虽然这个阶段，国产土工膜材料已经有所发展，但要达到50年不渗漏的设计要求，大多数国产材料供应商和竞标的环保企业都心里没底。“我们却很有信心，关键在于高能时代使用的HDPE膜在美国已经有了50多年连续生产和普遍应用的历史，可靠性是显而易见的，加上我们成熟的土工膜铺设、焊接和防渗等专利技术，过硬的工程质量和技术团队，最终获得垂青，并圆满完成了填埋场拦污围坝的建设。”提到这个项目，刘力奇显得自信满满。

　　据刘力奇介绍，当时很多业内人士其实对环保防控没有清晰而深入的认识，这也让高能时代在国内环保产业还停留在概念炒作阶段时，就积累了大量宝贵经验。企业发展初期就与不少高端客户或项目合作，对其以后的品牌树立和业务支撑影响深远。

　　此后，随着北京奥运森林公园人造水体生态工程、苏州七子山垃圾填埋场、上海嘉定危废填埋场、西藏玉龙铜矿、蒙古BOROO金矿、中国石油四川石化、哈尔滨麦肯污水厌氧处理、大唐国际多伦煤化工、引黄入晋、哈萨克斯坦努拉河汞污染治理、湘江流域污染治理与土壤修复等标杆工程相继完成，作为中国环保行业最早的企业之一，高能时代见证了中国环保市场的潮起潮落。但多年的经验警示着高能时代，永远不要拿客户当试验田，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我们就亲眼目睹了许多曾经的竞争对手因为这样，而被时代淘汰。对于没有把握的事情，我们要勇敢地说No。当我们有把握能干的时候，即便别人没干过，我们也会勇敢地说行。”刘力奇表达了高能时代对待客户和环保事业的态度，更是企业安身立命的根本和恪守的准则。

　　通过十多年的摸爬滚打，近几年乘着环保行业发展的东风，高能时代插上了腾飞的翅膀。2011年，实现营业额5.8亿元，2012年签订合同额近20亿元;研发出22项专利技术，编制了20多项国家标准，拥有6项软件著作权，拿下了同行业数个“第一”。

　　“以柔克刚”构建生态屏障

　　在成绩面前停滞不前，往往是企业由盛而衰的诱因，高能时代高管们也时刻绷紧弦，把创新视作企业发展的原动力，不断挑战自我，寻求突破。

　　2010年7月3日，震惊全国的紫金矿业污染事件发生。9100立方米的污水流入“客家母亲河”——汀江，导致汀江部分河段污染及大量网箱养鱼死亡。初步统计，汀江流域仅棉花滩库区死鱼和鱼中毒约达378万斤。这一事件引起了环境保护部和国家安监总局、福建省委各级地方政府和社会舆论的高度重视。

　　危急时刻，治理方案是关键。紫金矿业是一家大型上市公司，如果恢复生产所需时间过长，以停产前每天近千万的利润计算，损失之巨难以估量。但是，如果工程方案没有得到专家评审组的确认，复产改造工程无法启动。

　　“对于这样突发事故处理方案，出资方又是企业，人家希望加快进程也可以理解。但对设计方案的严谨周密是政府要求，也是我们对社会责任，可要想达成彻底地土壤修复和防污堵漏的目标，又急不得。那时的压力很大。”谈到这里，刘力奇似乎又找回了那份紧张感，眉头紧蹙。

　　经过与各方专家的充分沟通，高能时代结合自身的工程经验和技术优势提出了以垂直阻隔为关键控制性工程的同康沟堆浸场复产改造方案，其目的是既能确保被污染土壤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降低酸性、降低铜离子浓度，同时建设一个有能力抵御百年一遇洪涝灾害的现代化堆浸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这意味着此项工程不仅能把渗透到土壤里的硫酸铜溶液抽取出来，电解成铜，同时还让堆浸场在安全条件下尽快达到设计产能，产生经济效益。在国家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主持的方案评审会上，高能时代的系统方案得到了大多数专家的一致认可。

　　“这套垂直阻隔技术是我们的首创，在国内还是第一次使用。把相对柔软的膜像利剑一样自上而下插入坚硬基岩中，这不是谁都能做到，甚至敢于想象的。我还记得第一道土工膜防渗墙嵌入基岩后，膜两侧的PH值立马就一样了，我们的心也唰地一下落下来。”

　　通过刘力奇的描述，记者了解了高能时代“以柔克刚”的秘密。

　　高能时代进入的时候，那里的土壤PH值不到3。当务之急是防止酸液下泻到汀江。换言之，只要能保证酸液在流入汀江之前被抽出来即可。高能时代采取的措施是，在酸液下泻的山体设置两道垂直防渗墙。一道设在山沟最狭小的鹅颈岭处，另一道设在入江口，作为第二道预备屏障。同时在土壤的上面，建设堆浸系统。

　　其中构筑防渗墙采用的土工膜是柔性的高密度聚乙烯(PE)。目前国内在该方面普遍的施工方法是，将这种软的土工膜材料平面铺设，而高能时代的创新是把柔软的土工膜垂直插进土壤最下面的基岩，再用特殊的胶粘牢固，防止酸液渗透。同时，用特殊的专用胶填充岩石缝隙，保证酸液一渗透到防渗墙的时候，就再也渗不下去。为了解决无法渗漏的酸液的水位在防渗墙处慢慢上升，还特别安装了导水管与潜水泵。只要酸液水位一上升，潜水泵就自动往外抽。抽出来的酸液其实就是硫酸铜，硫酸铜经过电解车间高压直流电的电解就变成了铜，本来是坏事的渗漏问题到最后不仅可以得到解决，而且还继续为之创造财富。

　　截至目前这项工程已经基本完工，经过3个多月的试生产，堆浸场已经开始正常堆浸作业，土壤PH值已经超过6、铜离子浓度已经逐步降低，业主已经在排放口养鱼和鸭子，它们已经正常生长并为人食用。

　　模式临变谋求多赢共振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高新技术企业，只有技术研发的硬功夫，往往不能是企业效益大提升，而因地制宜地、灵活多变的投资运营手段，正是弥补这项短板的柔功。

　　霞湾港位于株洲市石峰区的清水塘工业区，这块土地的污染，得上溯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地处湘江上游的冷水江流域铅锌矿的兴起，冷水江成了该矿的江洗之处，而大量污水被直接排到霞湾港这样的小河沟，再顺着沟渠流进了湘江。

　　由于酸雨淋溶、地表径流冲刷及人为扰动，霞湾港底泥中沉积的镉、铅、汞、砷等重金属正成为威胁湘潭、长沙两市饮水安全的重大隐患。

　　整个霞湾港清淤工程的难度在于霞湾港上游的生活和生产污水总是会源源不断地流下来，如何偿还数十年的污染历史欠账，彻底解决区域重金属的内源污染历史遗留问题?导流、引流、截流成了重要环节。

　　高能时代的工程师们一起绞尽脑汁设计出了施工方案：把上游的生活污水截流用管道引入污水处理厂，把沿线工业企业的排水口截流至霞湾污水处理厂，同时用一根导管把上游的雨水、河道剩水导到施工段的下游，“三管齐下”，保证施工段的干港清淤。

　　“因为在铅锌冶炼过程中有大量的有机材料，霞湾港的污染已经形成了复合污染，不是用个土工膜能搞定的，需要完整的技术体系支撑，我们的生态屏障系统在这里发挥得淋漓尽致。但是最终我们能在多个解决方案中脱颖而出，还体现了技术以外的多方位考量，具体地说是一种创新的运营模式。”高能时代的负责人告诉记者。

　　目前国内污染场地修复常见的商业模式有两种：一种是招投标模式，另一种是“修复+开发”模式。

　　然而，两者均有自己的弊端存在。前者，埋单者是开发商，其弊病在于没有条件约束开发商会不会将土壤修复资金挪作他用?政府在出让土地的时候是不是肯“让利”给开发商?再加上开发商急于追求利润，能不能长时间等待土壤修复的完成;后者，土地储备中心从搬迁企业收购土地，对污染场地进行调查和修复治理，完成治理后再进入土地市场，土壤修复的埋单者变成地方政府，政府是否有足够多的资金来承担?

　　在清水塘工业区，这样的隐患也同样存在。区内企业无力治理“自家墙外”的污染;当地政府也有自己的困难，资金上捉襟见肘，要解决污染治理的资金难题必需探索新的业务模式。

　　高能时代在前期了解情况时，发现这个问题，多年的工程经验与超前的战略眼光，让他们在传统模式外，另辟蹊径，采用了类似于BT/BOT(建设+转让/建设+经营+转让)的“带资修复”创新模式。

　　根据湖南省的规划，未来的轻轨和高铁肯定要经过清水塘工业区，也就是说这块土地如果修复得当的话，它的市场升值潜力是相当大的，如果企业先行出资修复被污染的土地，未来政府通过土地出让收益来支付企业的治理投资，这个投融资难题就化解了。

　　正是看中了这块土地的市场价值，高能时代凭借自身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工程优势，与石峰区政府达成协议：高能时代以投资商身份与地方政府共同完成污染地域的综合治理，双方合作成立一家公司，对这片重金属污染土地进行治理。

　　而对于投入的资金，高能时代已经获得联想控股和中信产业基金两大战略投资者的支持，且公司已获得多家银行的高额授信，资金是公司领先于同行的又一大优势。高能时代正在将这种模式灵活地在全国其他城市复制。

　　2012年福布斯中国最具潜力企业50强的名单上，高能时代赫然在列。这已经不是高能时代第一次登上“最具潜力”榜单，在德勤、清科等众多影响力颇深的权威排行榜上，这家企业数次上榜，还曾位列中国最具投资价值的50家榜首。

　　之所以受到如此青睐与关注，除了高能时代强大的行业竞争力和诸如北京市科委等政府科技部门对其成果转化项目的大力支持，更在于他们对环境治理的诉求：站在这个世纪的风潮里，我们竭尽全力，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的环境系统服务商，相信高能时代，以及千万个高能时代，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有力量去改变世界，一天又一代，不会停歇。

　　本文作者系《科技潮》杂志记者周一杨